8 月 15 日，上海，近百位峰瑞家族 CEO 在「峰瑞资本 2020 CEO 年会暨峰瑞五周年」上相聚。年会当日，我们邀请到了 4 位当年的、当下的 90 后创业者，和与会者们一起探讨年轻人创业的惊奇与成长、探索与挑战，他们是：
「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， 洋葱、萝卜和西红柿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。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。南瓜不说话，默默地成长着。」这个在《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》书里的句子，像是这些 90 后创业者的映射。
丰叔（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）是这场圆桌的主持人，他也是国内最早押注 90 后新生代创业者的投资人之一。如今回头看，2012 年到 2015 年丰叔参与主导投资的那批年轻创业者，有的走到了纽交所（比如 B 站），有的公司被巨头收购（比如脸萌、顺顺留学），有的还在创业路上，当然也有不少人离场。
总有人正年轻。眼下，更多的 90 后、95 后新生代年轻创业者加入创业阵营（比如回形针）。
丰叔和他们聊了聊：
那波最早开始创业的 90 后，到底有没有赚到钱？七八年之后的今天，他们变成了什么样？
在 20 岁出头的时候创业，回过头来看，年轻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？
在创业最重要、最艰难的阶段，支撑着他们度过那个阶段的是什么？
这一波 90 后创业者 10 年以后的目标是什么？
依靠这些正直、善良、努力向上的年轻人，这个阶段的中国 10 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？
我们将这些年轻创业者的真实感悟整理成文，分享给你，希望能有所启发，祝你在创业路上有所收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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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丰：2012 年，我还在 IDG，投的第一个年轻人创业项目是 B站。在 B站，用户发的弹幕会把视频遮挡起来。当时我们很难理解，为什么有人会在「看不见视频」的情况下看视频？为了了解当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喜好，当时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，出了一个饱受重视和争议的《90后互联网生存状况》的报告。2014 年，IDG 推出了一支在市场当中有争议、有影响力的「IDG 90后基金」，投了 20 多家跟年轻人生活方式相关的公司。FaceU 创始人郭列、Insta360影石创始人刘靖康、顺顺留学创始人张都全是那一波里面的。这是 3 位已经或者正在上岸的后浪。郭列是 1989 年的，准 90 后，2018 年，字节跳动以 3 亿美金收购了郭列做的 FaceU。刘靖康是 1991 的，刚创业时做的是「名校直播」APP，从视频采集、编辑到直播，有一套系统的方案。两年前，Insta360 的全景相机上线全球苹果商店，成为全球首个入驻苹果商店的全景相机品牌。张都是 1995 年的。2014 年，我们在机场见面，短暂聊了 20 多分钟，就决定投资他的创业项目顺顺留学。后来，我们帮顺顺留学做了一些转型，加了一些团队。顺顺留学团队创业 1 年半之后，2016 年被好未来收购。其实，顺顺留学被收购那年，张都才 21 岁，就靠自己赚来一大笔钱。我想问张都一个特别世俗的问题：21 岁暴富以后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？什么样的感受和状况？
张都：刚开始很开心，有点不知所措。后来经历了困惑的阶段，会感到一些压力。最后就慢慢习惯了。一方面，我把这些钱当做自己之后事业的基础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把它当做一个学习机会，用这些资源做一些投资，作为验证自己认知的方法。李丰：同样世俗的问题，我们来问问郭列。公司被字节跳动以 3 亿美金的价格收购，自己成功退出，身家数亿之后是什么感受？致富之后，高兴了多久，痛苦了多久？
郭列：这个是我最近的感受。确实心里还是有变化。最开始公司被并购的时候，我是比较沮丧的，谁也不想把自己的公司卖了，总觉得是因为做得不够好。缓了一年之后，觉得被收购好像也挺好的，团队发展得挺好的，因为大公司资源其实更多。对我自己来说，也是有变化的。刚创业的时候，当时有一家大渔铁板烧的餐厅，人均 200 块，我还在门口犹豫，考虑要不要进去。现在，我少了很多世俗的压力。后来想想，我还是挺喜欢做产品，也挺喜欢做一些东西。钱更多的是帮我减少一些顾虑，所以我会觉得轻松了很多，没有什么压力。但同时我又会跟张都一样，有段时间会比较迷茫。发现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你兴奋，让你为它努力。可能这还没有当时站在大渔铁板烧门口，考虑要不要进去的时候开心。李丰：郭列团队做的年轻人用的 3 个不同的产品，在没有用过太大的外力之下，在苹果应用商店里面，三次排在了所有 APP 总榜第一名，每次排一个月以上。在郭列、刘靖康、张都年轻的时候，我有机会和他们相处那么多年，我可以凭着良心说，他们都是非常正直和善良的。李丰：刘靖康，你马上也要过上「枯燥」的生活。你预期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情况，你会怎么面对？
刘靖康：目前为止，我还不算财务自由，但已经「枯燥」一段时间了。我创业时，比较「轻装上阵」，很多事情家里面帮我照顾好了。创业之后，随着公司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，一点一点长大之后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：人如果一辈子消费，比如买房子、买车子、吃喝玩乐，总共的花销是相对是有限的，基本上 9 位数人民币，已经可以让一个人过得非常爽了。但如果你经营一家公司，你要分配资金，要把钱投到市场研发销售等等领域，这些投入会远超过你个人的消费。所以，我的感觉是，在个人消费层面，会有「枯燥」的感觉，但是慢慢的，我的心绪就转移到做好一家公司本身。既然企业家或者公司创始人一辈子花不了多少钱，这个钱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带不走，我慢慢开始思考：怎么用好这些钱，去做出好的东西，或者有意思的东西，或者是创造一些特别好玩的东西。李丰：我们来问问回形针的创始人吴松磊。吴松磊是 1994 年的。回形针的成名作是《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》。事实上，在这条视频之前，团队已经积累 2 年多的时间，现在全网有大几千万的粉丝。听完这 3 位已经或正在上岸的同龄人，想请你跟大家描述一下，你目前的状态和感受。
吴松磊，回形针PaperClip 创始人兼 CEO 吴松磊：跟 3 个财富自由的年轻人相比，我现在还是感觉压力非常大，要考虑公司怎么样用不多的资源，做非常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当然，我有点羡慕这几位同龄人「枯燥」的状态，我们还没有「枯燥」起来。第二，过往投资跟年轻人生活方式相关的项目的时候，接触到这些年轻的创始人时，我也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的问题，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很早就成功，或者很早就有财富之后，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听完这三位的回答，我发现他们虽然经历了人生里面的第一次或大或小的波澜，但基本跟我在 6、7 年以前所认识的一样，青春年少时的正直、善良、敏感、努力向上这些品质没有太大的变化，生活方式也没有明显的变化。「你找到一件事情，愿意为之努力，这段充满期待、努力的过程，就是最宝贵、最富有的一段时间」李丰：郭列 7 年以前开始创业，2 年半之前，公司被收购。在这 5 年间，郭列经历了非常多的起起伏伏。你能描述一下，在那 5 年当中，你所经历的具体情况吗？以及，在很年轻的时候经历这些事，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吗？郭列：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有点类似于大学生创业。我刚刚工作一年半，就从腾讯出来创业。我以为创业很好拿融资。结果创业之后，我一个人在家待了一年时间，团队小伙伴都是兼职，下了班或者是周末过来工作。那段时间，我用 2 万块钱过了快一年，还要付房租。我当时觉得好难。我坚持了一年，那一年，是我整个创业过程当中最难的一年。当我拿了丰叔和 IDG 投的天使融之后，就觉得创业没有那么难了。现在想想，投资的金额也没有那么大，但确实让我和小伙伴可以全职创业了，还买了苹果的电脑。这跟最早创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那时我们测试的手机都是找朋友借的，跑朋友家楼下，借他的 iPhone 测一下。这是起初最难的时候。从「脸萌」开始，我们的产品就做得比较好了。后来，我们又开始做「FaceU」。新的产品都要经历一个起步的阶段，但都没有第一年那么难。并购之后，对整个团队来说都挺好的，在大公司里面，大家有更多发展的空间。并购之后，从财务回报，或者从物质回报来说不错，但从精神的感受来说，确实没有创业的时候那么开心。
如果让我总结，从开始创业到现在的一些感悟，我觉得精神财富是最重要的：你找到一件事情，愿意为之努力，这段充满期待、努力的过程，就是最宝贵、最富有的一段时间，这是我创业以来最大的感悟。「创业最难的事情，是不断延展自己的能力栈 （stack）。原来不能做的，就逼着自己能做。」李丰：郭列、刘靖康、张都这三位，几乎都是我们大概只聊了一次，在很短时间内就确定想投的。刘靖康经历了另外一个不容易的创业过程，包括业务模式从「软」调到「硬」等等。这个过程里，最难的时候有多难，回头怎么看这些事情？年轻本身对你经历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影响，带来什么好处和教训？刘靖康：我们最开始是做手机上的图像处理软件、手机直播 APP 的。2015 年左右，我们转行做硬件，比如全景相机、运动相机。丰叔投我们是因为软件这件事，但这个钱不足以支撑我们做硬件。研究了一番硬件知识之后，我们自己 build 了一个 protype（原型产品），要去融下一轮钱，来支持我们做硬件。但我们团队当时都是从外行转型做硬件，创作出来的 protype 就不稳定。有一次，我们从北京坐高铁去上海见投资人。结果在高铁上，相机坏了。幸好我们当时有预期，随身就会备着三样东西：电烙铁、螺丝刀、热熔胶，于是就直接在高铁的餐车里修相机。在高铁上用电烙铁点焊点特别难。你准备点上去的时候，高铁一转弯，你手一抖，很可能就把它旁边本来好的焊点弄坏了。那天我们弄到凌晨 4、5 点，才把 protype 修好。后来，我们成功演示出来 demo ，顺利拿到 A 轮的钱。早期我们公司在南京，但南京并没有特别好的、丰富的硬件相关的人才。而深圳是一个特别适合做硬件的地方，有特别多芯片等等领域的人才。我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难的决定，说服团队里 20 几号人，把公司从南京搬到深圳。搬到深圳之后，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，把深圳最顶尖的一批硬件公司的组织架构做了一个 mapping，找到不错的人才，把团队组建起来。更难的事情是，我们研发的第一款产品不是很成功，部分产品被召回。整体来看，创业到现在，我们做了10 几款产品，有一些做得还不错。2019 年 7 月份，我去拜访我们的供应商索尼。在索尼的大楼里，看到公司发展史，很有感触：索尼成立到现在经历过非常多次转型，大概每过 6-7 年，公司的主营业务就发生了变化。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，也跟我自己的经历相关：可能创业或者做产品这件事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做下去，做个 10 几年 20 几年。随着经济周期、消费习惯的变化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你做的事情是要变化的。对于创业者特别重要，也最难的事情，就是不断延展自己的能力栈 （stack）。原来不能做的，就逼着自己能做。只有这样，才会有机会做新的业务做转型。
过去几年，公司发展得还可以，但是我们基本上把赚的大部分钱都再投资到新的业务上、新的技术能力或者是市场能力的建设上。在这些新的探索上，我们也会经历困难的转型过程，包括招不到人、供应商不理解等等。但作为一家希望能够永续经营的公司来讲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必须要经历的过程。「固然会出现错误，或者遭到误解，这仍然是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是我们不做，就不会有人做的事情。」李丰：疫情期间，回形针因为新冠视频被大众极其认可。一个多月之后，又因为「地图」事件，经历了一波争议，停更了一个月。对年轻人来讲，经历这些事情，是个很大的挑战。默默努力两年后，一夜之间被全国关注，又在一夜之间，换了一个角度被全国关注。请吴松磊讲讲，经历这么大的起伏波澜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过程？吴松磊：我们从 2017 年底开始做知识类短视频这个方向的工作。刚开始做这类视频内容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内容是否会得到市场的认可。因为我们做的不是轻松的，或者幽默搞笑的内容，而是比较严肃的、高信息密度的，面向更成年人的知识内容。我们用两年时间，验证了这个方向是可行的。在我们做新冠视频之前，也有很多人关注我们。我们挺开心的，因为知道有一批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，认可这样的视频方向。今年年初，我们做新冠视频，也是因为我自己确实很关心这个事件，有一点社会责任感。我们其实非常意外，这条短视频能有这么大的关注度。但可能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，发布新冠视频之后那段时间，我们其实没有很高兴，反而一直处于非常紧张和担忧的状态里。我们最担心的，就是视频里面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或者说错误，可能会对观众造成误解或者带来不好的影响。我们反而觉得，自己犯的错误总会有一天，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到我们身上来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我才觉得，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事情。「地图」事件之后，会让我们更坚定，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知识类短视频。固然我们做的事情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，有可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误解，但是，这仍然是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是我们不做，就不会有人做的事情。
所以，在经历波折以后，我们团队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和更坚定的愿景，思考清楚了我们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，以及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内容公司。「你做不做得成这件事情是 1，你占多少 share 是 0。没有那个「1」，后面那些 「0」就没有任何 value。」
李丰：虽然这几位说话都「少年老成」，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从他们身上听到一些少年气？张都经历了一些不同的创业过程。我们刚开始投资张都创办的顺顺留学时，他带着一个年轻团队， 那时他还不满 20 岁。后来，我们请他和另外一个年长些的团队做了整合。管理结构调整之后，张都比较主动地接受自己从单一大的创始人变成第二大的创始人，并且显著降低了股权比例。大家融合之后，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，顺顺留学发展得很好，被好未来收购。调整管理结构、被收购这两件事情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，都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。想问张都，你在 20 岁的时候，经历这番变化和调整，有什么样的体会？张都：我特别佩服台上其他 3 位，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开创性的。郭列是第一个把 AI 和相机结合在一起的，刘靖康更不用说了，回形针也在内容上做了巨大的创新。我经历的很不一样。顺顺留学做的事从一开始跟传统产业结合得非常密切。2014 年，我用一腔热血，尝试去改变一个发展了 15 年的行业。留学行业里面有巨头、有大佬，也有很多已经定型的产业结构。所以，对我而言，在丰叔的引荐下，跟一位资深的伙伴合作，是很自然的选择。而且我当时还没 20 岁，不太摸得清情况。HR 跟我说要给新招的员工定 KPI，我问什么是 KPI，还去百度搜了一下，学习了一下。我真挺佩服丰叔当时敢投我。在调整的过程里，我更多是凭直觉做的决策，主要还是想把这件事情做成。在我看来，你做不做得成这件事情是 「1」，这件事情多大，或者你自己占多少 share 是 「0」。没有那个「1」，后面那些 「0」就没有任何 value。
李丰：坦率来讲，在 19 岁的时候，能平衡这么多事，能管理好自己和别人的情绪，是极其少见的。第一个问题跟「年轻」有关。在 20 出头的时候创业，回过头来看，年轻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？要么选另外一个，在创业里最重要、最难的阶段，心里一直在想，支撑着自己度过那个阶段的事是什么？郭列：有一段时间我连续加班好几天，发布新的版本。有一天，我加班时，感觉自己快要猝死了，赶紧让同事叫了 120。我在车上想：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还没有生小孩。」「我要做一个 APP 把自己「做死」了，明天是不是要上报纸了？」这可能是最难的时候。对我来说，在年轻的时候，很认可一件事情，会拼了命地做。现在我会觉得，自己还是需要照顾更多的人，除了团队里的人，还有家里人。我会考虑一个更完整的人生，而不是采取一个很极端的做法。李丰：这件事我以前不知道，听郭列讲到，年轻的时候，想做一件事情会拼了命地做。这几乎触碰到我的泪点了。我个人觉得，年轻的坏处是，你不拥有什么。你不拥有资源，不拥有经验，不拥有技能、知识、资金等等东西。但年轻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是你舍得去放弃一些东西，或者舍得把什么东西作为筹码放到桌子上。在我过去 5-6 年的创业历程里，年轻还是起到更多积极的影响。我可能舍弃掉了一些时间和一些东西，但换回来了更多东西。即使将来我可能 30 几岁，40 几岁，在世俗的眼光里面不再年轻。但是，年轻的定义对我来说还是不变，还是可以继续放弃一些东西，选择一些东西。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。回形针创业最难的时候，并不是公司运转得不好，经营得不顺利，或者遇到舆论风波。我们的工作需要研究一个一个陌生的话题，最难的，是碰到一些看不懂问题的时候。比如，我们以前研究三维模型，就需要理解一个模型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，要理解一条线怎么在电脑上被画出来。你需要用函数在空间里定义这条线，这背后就涉及到「非均匀有理 B 样条」等概念。为了理解这些概念，我们要看很多跟计算机图形学相关的书。我们当时买了一本二手书，是清华大学出版的研究生教材。好几个同事，连看了好几天，最后终于算是搞明白了这个概念。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时刻，如果不把这些特别难的问题搞清楚，我们的视频就做不出来。张都：我个人最难的时候，就是在公司高速增长的时候，突然被赋予了巨大的责任。在顺顺留学转型以后，我要做的第一个角色是管理整个线上业务，包括所有的投放、技术开发、线上平台的研发。我到现在都记得，第一次看到团队的预算报表，差不多是 8 位数，我都无法形容自己心里震惊的感受。我只能接纳心里的震惊。我要提交这份预算，让投资委员会通过预算，要在之后半年花这么多钱，还不能出错。在那一刻，对我来说是很难的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整个过程当中，一直都有一种感觉，你发现现实和自己想象得非常不一样，发现现实里有很多波动和不确定性。你必须在那一刻，把你自己从悬崖上踹下去、飞下去感受，且喜欢它。这对我来说，是最难和最享受的过程。李丰：郭列、刘靖康、张都都经历了第一次创业，我想问问他们，十年以后，心目中的自己大概是什么样的？会在做什么？郭列：现在，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做国际化的产品。我希望十年以后，自己能做的产品，除了有中国用户以外，还有国际化的用户。希望产品的品质、整体的技术创新都可以给中国产品长个脸。这是我十年后的目标。刘靖康：我的想法跟郭列差不多，我们公司主要做影像相机产品。日本有索尼、尼康、奥林巴斯这些世界级影像品牌，来代表日本。希望十年以后，我们公司成为其中一家能代表中国的世界级的影像品牌公司。张都：我跟郭列和刘靖康类似，希望在未来十年，争取能在一两个细分领域，做到全球第一。李丰：想问问吴松磊，你觉得 5、6 年以后，回形针和你会是什么样？吴松磊：我希望 5 年后，回形针能成为真正服务于中国未来一代年轻人的知识类、教育类的可视化内容产品。不管是在科技、人文、心理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领域，都会有真正服务于下一代的好的可视化高信息密度的内容产品。李丰：很多人问过我，大概过了 6 年、7 年之后，当年 90 后那一波创业的年轻人，到底有没有赚钱？他们今天到底变成了什么样？关于有没有赚到钱。不论是 B站，还是郭列、刘靖康、张都，他们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从这些 20 多岁年轻人的分享中，听到中国的年轻人是什么样，中国的年轻创业者是什么样。我们希望他们 4 个人当中，最少有 2 个人能实现 10 年之后的愿望。如果他们的愿望能实现，或多或少意味着在这个阶段的中国，依靠这样的年轻人，会在 10 年之后，变成什么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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